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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我一輩子只有從事一個工作

  • 2018-1-4
  • 文/林倖妃
  • 圖/記者王榮祥攝
(資料照,記者王榮祥攝)

(資料照,記者王榮祥攝)

陳菊說,自己是「職業革命家」,一輩子只有從事一個工作,從來不會賺錢,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一生所交的朋友都在同一個圈子。


放眼望去仍活躍的政治人物中,她是碩果僅存的美麗島世代。她說,民進黨在蔡英文擔任主席之後,已經走向專業菁英世代,「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所有關懷社會的人都能參與政治,不須有這麼慘烈的準備、受那麼多的痛苦和錘鍊。」

在美麗島世代和律師世代相繼走入歷史之後,也代表著民進黨已經走入下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不再需要靠傷痕來壯大自己。

如今的她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連總統蔡英文都說陳菊是她的mentor(良師益友)。陳菊卻說自己是「職業革命家」,一輩子只有從事一個工作,從來不會賺錢,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一生所交的朋友都在同一個圈子。

政治無疑佔據陳菊生命的一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從一九六八年跟在省議員郭雨新身邊擔任秘書,或許已經註定她往後的命運,一九七八年她因為陸續將台灣政治犯名單及雷震文稿祕密傳送到海外,遭到警察搜捕通緝,多日之後在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遭逮捕,所幸在海內外的壓力下被關十三天後釋回。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高雄發生震驚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陳菊遭判刑十二年。坐了六年多的黑牢後,一九八六年二月突然被釋放,警備總部派車將她從台北土城的「仁愛教育實驗所」送回宜蘭三星鄉。「返鄉車子繞經濱海公路返回宜蘭老家,海浪的拍擊聲既親切又陌生,彷如故鄉父母的召喚。」陳菊在她的書《橄欖的美夢》中描述。

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出外的宜蘭人返鄉路迢迢,但不論是從北宜公路或是濱海公路,不管車子在路上晃了多久,只要眼簾映入如烏龜匍匐的龜山島,耳朵傳來海浪拍打的聲音,就知道故鄉不遠了。坐在車內的陳菊,在這一刻才真切地感受到,這就是「自由」。

「陳菊假釋那天,警總沒有通知家人。當她突然出現在家裡的廚房,我阿嬤嚇了一跳,還問她:『監獄這麼好,還可以放假?』」陳菊的姪子、現任立委李昆澤說,「這是我阿嬤一生中最快樂的兩天,阿姨回來的這一天是第二次。」

李昆澤的阿嬤、陳菊的媽媽陳林連花最快樂的第一天是陳菊的父親陳阿土返家。陳阿土在日治時代,被日本人徵調去馬尼拉當軍伕,當戰爭結束時,陳阿土卻是行蹤杳然、音訊全無,家人都以為他死了。當時陳菊還沒出生。

台籍老兵的女兒

過了不知多少年,有一天陳阿土突然回家了。原來日本在戰敗之際,日本軍官要台籍軍伕們逃到深山叢林內躲起來,陳阿土就這樣躲在山裡不知年月,最後被美國人送回來。因為如此,陳菊常稱自己是「台籍老兵的女兒」。

歷經九死一生的陳阿土,回到宜蘭後,又生了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據說女兒原本取名「陳阿菊」,但在登記戶口時,被戶政人員錯寫成「陳菊」。

這是台灣人的命運,也是台灣人的悲哀。「可憐,阿嬤實在可憐,」李昆澤搖著頭,用流利的台語敘述著,「阿公被日本人拖去當兵,阿姨被國民黨抓去關。」 單純務農的陳家,兩代人就這樣成為不同政權的犧牲品,「阿姨被關後,阿公和阿嬤當然是驚駭和心疼,但他們知道女兒是對的。」李昆澤到現在都還記得,陳菊被捕時他已經讀國中,那時到田裡去,常常看到阿公在田埂邊擦眼淚。

陳阿土返鄉後,老老實實繼續種田,陳菊回家後,也繼續從事民主運動。陳菊曾經在書中形容,「我是一顆不會滾動的石頭,石頭的頑固、堅硬就如我不善緩化也不夠機敏,所以我才在反對陣營裡一頭栽下去。」

這顆不會滾動的石頭在台灣仍戒嚴時,參與民進黨組黨工作,並做好隨時再度坐牢的準備。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宣布成立,國民黨隨後不斷透過媒體恫嚇,「我們有草木皆兵的壓力,尤其清晨的門鈴聲最令人心驚。」陳菊回憶。

參與組黨從十人祕密小組,擴充為十八人工作小組,全都抱著國民黨動手就坐牢的心理,排定可能被捕的梯次,還刻意將陳菊列在第三梯,以免尚在假釋的她萬一被捕,還要再加上六年未坐完的刑期。但隨著十一月十日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出現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代表而不是鎮暴部隊,陳菊才確信組黨的美夢終於成真。

※本文內容授權自《花媽心內話:陳菊4000天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花媽心內話

花媽心內話

在陳菊從中央落腳高雄,在高雄超過四千天的日子,經歷了三次市長選舉,陳菊的理想,牽動近三百萬人的日常與人生,也面臨嚴酷的考驗。從一片荒蕪搭建起的世運會,成就高雄人驕傲的光榮感;高雄氣爆的悲劇,成為高雄人一起舔拭復原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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