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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不流動、薪資不成長...是逼年輕到國外工作

  • 2017-8-17
  • 文/安柏.Papish
  • 圖/brian donovan
圖片來源:<a href="https://www.flickr.com/photos/586211

圖片來源: brian donovan,CC Licensed

離開之後,我總是很想念臺灣。無論我身在何處,它永遠會是我的故鄉、是我的根、也是我的本。只不過當時以為的「短暫出國深造」,卻隨著時間流逝,悄悄地變成「一去而不再復返」。

取而代之的,臺灣成為我工作年假必訪之地,而不再是我所定居的國家。

出生於臺灣臺北的我,畢業後憑藉的除了一紙文憑外,就是社會新鮮人特有的拚勁衝勁,與勇於任事、積極表現的膽識──但這卻讓我在臺灣的就業文化裡,吃足了苦頭。

臺灣企業除了早為人詬病已久的「低薪」之外,更嚴重的是還普遍有著「階級制度顯著、升遷不易」以及「年齡、年資刻板印象」的外顯或隱性壓迫──這樣的就業大環境,就有如對著滿腔熱血的青年們,迎面潑上無情的一桶冷水。

「你年輕,所以不懂」、「閉嘴聽資深員工的命令就對了」……種種非關專業,而是基於「階級」、「年齡」、「資歷」所形成的僵化組織規範,澆熄的是希望、瓦解的是人心、帶走的是其他鄰國抱著大把鈔票挖角走的臺灣人才、留下的則是臺灣總體競爭力下滑,面對鄰國的崛起只能搖頭嘆息。

從當初決定離開臺灣至今,這已經是第六個年頭。

目前我在 2016 年由 Fortune Global 500(財星500大)評鑑全球排行第七大企業的 Royal Dutch Shell 加拿大區亞伯達省 Scotford 煉油廠,擔任 Contracting & Procurement 採購長一職。

對我而言,如今已經很難去想像,假使當初選擇留在台灣,現在究竟會何去何從?這六年間,隨著工作從臺灣本島移居至鄰國港澳、到決定定居加拿大。回家的路已變得遙遠而模糊。

企業壓榨、政府縱容──就業環境沉痾已久,必須借鏡改革

愛臺灣,不是對所有既存的現狀照單全收,一昧相挺。

或許因為實際走闖過「外面的世界」,領悟了自己真正的價值與應有的待遇,因此如今老實說,我對於臺灣企業刻意壓榨員工價值的文化,感到相當不屑一顧──臺灣人才外流的問題,不單單是企業本身的責任,也反映出政府對於整個就業大環境的縱容。

以下兩點,為筆者簡單針對加拿大與臺灣就業大環境的比較,希望能讓臺灣的企業與政府,借鏡他國,加速改革:

一、超時工作問題

在加拿大,政府對於超時工作有相當嚴格的控管,也因此帶出了 Exempt Employee 高階主管的「薪資制」與 Non-Exempt Employee 一般職員的「時薪制」兩種制度。

加拿大的「薪資制」,多半以年薪計算,Exempt 顧名思義為沒有加班費、工作採取責任制,因而適用於管理階層的員工。

別誤會這裡的「責任制」和臺灣的「責任制」相同:採用 Exempt 計算薪酬的主管級員工,由於多半擁有部門或甚至整個公司的決策權,因此企業通常會透過分發績效紅利或者配發股份,以激勵員工持續為企業效力,並彌補薪資制無加班費的問題。

針對一般員工,加拿大的企業普遍採取「時薪制」:加拿大法定一日工作時數為8小時,一旦員工超時工作,當日全天時薪都採 1.5 倍計算,如遇到國定假日上班,時薪亦全天均以 1.5 倍計算。

透過以上階級與薪資結構的分類,員工得以獲得合理的待遇,企業本身也可省去不必要的人事成本,並有效審核管理階級員工的績效表現執行獎懲。

二、臺灣就業環境的職場刻板印象,在加拿大是禁忌

「年輕=草莓族=無經驗=低薪=低階職位=22K」在臺灣,「年齡」似乎等同於一個人的「經驗」與「能力」。這一點便是促使我離開臺灣的主要原因。

臺灣許多企業對於「惜才」相當無感,願意採納青年意見、培訓青年擔當大任的企業更是少之又少──寧可放任坐擁高薪的高階主管或資深員工因循苟且,甚至懶散不管事,也不願給予充滿熱忱、躍躍欲試的青年一個機會做決策,遑論升遷。

反觀在加拿大,因年齡、性別與種族論斷職場人士的工作表現,是一大禁忌:企業主不可以在面試對談中,詢問專業學經歷之外的私人問題,求職者的「背景」只有履歷表上一覽無遺的工作經歷。

此外,多數企業在徵人時,均會清楚載明該職缺所需專業訓練與能力,並相對透明且清楚地,依照應徵者履歷表上的經驗來查核、定奪。如此一來,相對能夠避免面試官的刻板主觀意識,影響人資決策。

此外,在我所見聞的加拿大當地企業中,升遷標準絕大多數透明公開,一切以實際績效、對企業貢獻,而非取決於年齡、年資或「與主管私交好壞」。這樣清楚的標準,能把機會留給真正努力替公司奮鬥的人,而非台灣企業中慣常出現的:按照年資取決升遷先後。

世代不流動、薪資不成長:年輕人才能夠撐多久?

如同上述所提的兩點──不健全的薪資分配,加上企業中許多「資深世代」對於「年輕世代」近乎病態的刻板印象與結構性擠壓,造就了臺灣企業普遍缺乏實績導向的績效評估機制,更無法「汰舊換新」,給予有能力的年輕人應得的舞台:

「高位者(多為高齡者)不斷自動延後退休年限、中高階者(多為中年者)繼續等待接班,而初階職員(多為年輕人)只能埋頭再苦撐」──就這樣,臺灣的就業大環境,留給青壯年人口的選擇與機會,變得越來越有限。

一個22歲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或許還願意為了家人和朋友選擇留在臺灣,與父母同住一個屋簷下,領著微薄的薪資,渴望在成家之前得以升遷,有能力負擔得起整個家庭的生計。

然而,兩、三年甚至五年過去了,當人、事、場景都在改變,唯有薪資不變,試問這樣的等待誰經得起?這樣的希望又能支撐多久而不感到絕望?

如果在臺灣就能獲得足以維持家庭的收入、暢通的升遷機會、足以一展長才的舞台,誰願意有家歸不得?誰又願意離別熟悉的環境,遠赴他鄉另謀生存呢?

即使現在已同時擁有加拿大公民身分的我,仍然習慣在大眾場合,驕傲地介紹自己來自臺灣──這是我永遠的家,美麗的福爾摩沙。

這塊土地有太多金錢買不到的純樸與人情味,當初更是花了無數個夜晚,終於才說服自己離開。如今只期待,終有一日就業的大環境能夠改善,讓回家的路可以變得清晰、不再渺茫。

※本文內容授權自《換日線 Crossing》,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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